一、一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视角
    如果将粮食安全按侧重点分为两类(一类是着眼于保障基本食物消费；另一类是不仅要保障基本食物消费，而且要保障较高水平的食物消费)，那么简单讲，用前者标准看粮食安全问题称为一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视角，而后者称为非一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视角。美国采取了不同的粮食安全政策确保本国居民的粮食安全，有些政策在美国食物消费升级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另外一些则是政府根据食物消费升级阶段的变化而新实施的政策。由于不同的政策需要用不同的评价方法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将从粮食基本保障是否实现角度(即一般意义上的粮食安全视角)对原先就有并一直存在的相关粮食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将从较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是否实现的角度(即营养的粮食安全视角)对后来颁布的营养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像美国这样的粮食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如果粮食自给率非常高(1960-1996年138．32％)，粮食的波动对其本国而言并没有多大影响，而只会影响其出口量。自然，即使储备率相同，其对中美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因为中国的自给率低于100％，自然中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食，如果无法从国际市场购买到食物就意味着其需要消耗部分储备；而美国的自给率高出100％，自然会向国际市场出口部分粮食，美国即使储备率很低，只要降低出口就能保障其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不会影响到储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对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评价时，不能按部就班地将评价体系指标独立地分开，而需要在单个指标评价的基础上用综合的视角对该国家或地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评估。
    美国为了保护和提高本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采取了价格支持政策、直接支付制度、差额补贴补策、耕地保护措施、农业保险和灾害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为了平抑粮食供需波动而实施了委托代储等粮食储备制度。
    二、营养意义上的粮食安全视角
    目前，粮食不安全在美国很小一部分人口中仍然存在着，这一小部分人口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经历着饥饿。按美国问卷调查方法，1998年大约有10．2％的家庭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到2004年，美国粮食不安全的家庭比例提高到11．9％。这证明，即使粮食安全在一般意义上不存在问题，但在营养意义上有可能存在问题。
    美国家庭发生粮食不安全的比重呈现弱U型变化趋势，粮食不安全的发生率大体在10％左右波动，而饥饿发生率大体在4％。也就是说，在抽样家庭总体中，大约有10％的家庭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4％的家庭处于饥饿状态。从趋势上看，家庭粮食不安全和饥饿发生率近几年反而会反弹。
    现在将考察年份限定在1995—2000年，那么可以看到，总体上家庭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以及饥饿发生率呈下降趋势，但内部人群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成人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儿童的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呈下降趋势：成人的饥饿发生率呈下降趋势，而儿童的饥饿发生率却趋于先降后升。因此总体上，1995—2000年家庭的粮食安全状况趋于好转。综上，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第一，1995—2000年间，美国家庭的粮食安全状况总体上有所改善；第二，儿童在家庭中处于弱势群体，更容易处于粮食不安全或饥饿的状态；第三，1995—2000年间，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和饥饿发生率总体上趋于下降，但内部成员的变化方向并非一致。
    美国为确保粮食安全采取的措施涉及多方面，其核心是保障粮食生产者利益，从而保证粮食供应稳定。具体措施包括农业补贴、价格支持、耕地保护、推动农业保险和储备粮食等多方面。
    根据美国2002年通过的农业法案，政府对生产者的直接补贴有两种，即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法案规定，小麦、玉米、高粱、大麦、燕麦、大米等生产者在与政府签订了2002年至2007年合同的情况下，每年可获得固定的直接补贴。
    反周期补贴可在上述农产品市场价格走低的情况下保证生产者收入。政府设定某个时期不同产品的目标价格，如果市场实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政府就将直接补偿生产者实际价格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
    美国联邦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则可以为粮食生产者提供短期贷款，农户以预计产量获得贷款。在贷款到期前，如果粮食市场价格高于贷款额，农民可将粮食出售，然后偿还贷款及利息。如果粮食市场价格低于贷款额，则农民可不必归还贷款，而是将粮食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
    美国政府还要求和鼓励农民短期或长期休耕部分土地。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政府对休耕土地给予一定补偿，并要求农民在休耕期间不能抛荒土地，而是必须维护土地的生产能力。
    为推动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政府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农业保险。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灾害援助计划，对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生产者进行损失补贴，帮助他们稳定收入并恢复生产。
    三、结论与启示
    第一，美国营养政策重点针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儿童由于没有直接收入来源，同时处于发育阶段，因而其对食物的更多需求往往不容易被满足，从而更有可能处于粮食不安全或饥饿的状态。
    第二，美国所实施的营养补助政策在1995—2000年曾经使得家庭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发生率趋于逐步下降的趋势。期间，成人和儿童的粮食安全发生率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同时，人员内部发生率状况存在一定差异：总体上，成人饥饿发生率趋于逐步下降；而儿童的饥饿发生率趋于先降后升的趋势。因此，从1995—2000年政策实施效果看，美国的营养补助政策对改善家庭的粮食安全有一定的效果。
    针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向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不同的食物消费升级阶段，制定相对应的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正确有效的粮食安全政策是食物消费升级阶段的客观要求。伴随着食物消费模式的升级，必然需要重新对原有的粮食安全政策目标重新进行评价，并及时制定与食物消费升级阶段相符合的粮食安全政策。目前，中国部分食物的消费仍处于数量增长阶段，但部分食物的消费量和营养供应已经处于结构调整阶段，因此，需要在修订原有粮食安全政策背景下，制定新的粮食安全政策体系，使之适应于目前的食物消费升级阶段。具体来说，需要考虑如何完善严格的粮食安全定义、有效的粮食安全评估标准、科学的抽样和调查方法以及有效的营养政策评估方式。
    第二，界定瞄准特殊人群，有针对性地给予救助。在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被基本解决的情况下，需要从家庭层面来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从而提高政策的效率。具体来说，需要对最弱势人群给予帮助，譬如妇女、婴儿和儿童以及低收入者等，并可以通过救助方式，在完成基本营养需求测算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给予救助。
    第三，对项目进行有效率地跟踪评估，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对相关政策措施，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并及时更新项目实施效果评价，从而可以对政策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价，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修订政策，使之与政策目标逐步吻合，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第四，将粮食安全评价指标纳入统计部分调查方案，提高指标的质量。美国将粮食安全指标已经纳入家庭统计调查表，通过指标标准化处理，不仅能够提高粮食安全问题评估年际之间的可比性，同时也能通过全国、州、地区等不同层面的样本调查形成一个对家庭粮食不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监测的体系，最终提高评价指标的质量。